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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年，是我国进入“中度老龄化”社会的第三年。
最新发布的《中国统计年鉴2024》显示，2023年，中国 65 岁及以上人口数已经达到 21676 万人，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了总人口15.4%，老年抚养比为 22.5%。
按国际惯例，我国正在“中度老龄化”的社会形态中加速行进。
而全国老龄化的地图上，辽宁全省已经进入“重度老龄化”（65岁及以上人口达到了总人口的21%以上），中度老龄化省份已有18个，轻度老龄化省份有11个，尚未老龄化的省份仅有西藏。
即便如此，老龄化加速的高峰期仍然未到，真正的考验出现在2030年。
有研究表明，2030年后老年人口抚养比将快速上升。按照预测，老年人口抚养比可能在2035年、2050年分别达到36.3%、53.5%，并于2084年达到峰值87.5%。
养老将消耗大量资源，这对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意味着什么？
一位人口学专家说：“缴纳养老金的人越来越少，领取养老金的人越来越多，最后的结局就是养老金的可持续性受到挑战。”
一位公共卫生专家说：“老年人群的衰老程度、患病率、所患疾病的重大程度等因素，决定了他们对医疗服务的需求比一般人更大。老龄化推高医疗费用的增长是无可置疑的。”
人人都会老去，在前所未有的老龄时代，老龄化如何重新塑造社会养老体系、改变人们的养老经验，是所有人的课题。
“老人社会”到来，老年抚养比上升
按照国际惯例，当一个社会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总人口的14%～21%，就会被称为中度老龄化社会；达到21%以上为重度老龄化社会。
根据我国的历年统计年鉴数据显示，2021年时，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就首次超过了14%，这一数字在2023年达到了15.4%——我国中度老龄化社会已悄然而至。
少子化是老龄化加深的根源，新的出生人口越少，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重就会提高。
我国出生人口数量自2016年起连年下滑，近两年已跌破千万，迈入人口负增长时代。而出生人口下滑将造成恶性循环，意味着老龄化加速的高峰期仍未到来，我们对于可能出现的“老人社会”仍然缺乏足够的想象。
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陈卫在一项预测性研究中指出，到21世纪末，中国人口中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会超过40%，接近一半是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。
在他的预测计算中，即便我国总和生育率在2035年能够从现在的1.0左右恢复到1.45，老年人口数量也会倍增，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在2048年超过5亿，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在2050年超过4亿。
在一个滑向日益加深的老龄化的社会中，青壮年人口背负的抚养压力越来越大。
根据《中国统计年鉴2024》数据，2023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数已经达到21676万人，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抚养比为22.5%。
而陈卫的研究表明，真正的考验将从2030年开始。在那之后，我国老年人口抚养比将快速上升。根据预测，老年抚养比将在2035年、2050年分别达到36.3%、53.5%，并于2084年达到峰值87.5%。
要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重压，人财物缺一不可。而在人口负增长下老年抚养比持续攀升，造成的最直接后果就是照护人员的巨大缺口。
变老之后，谁来照护？
家庭养老的情景下，低龄老人照顾高龄老人的画面势必变得稀松平常，而在机构养老，又面临照护人员短缺的焦虑。上海市卫生与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金春林指出，“未来照护人口的缺口非常大，大量老人的长期护理需求没有得到很好的满足，今后如果完全依靠人力，很难负担得起养老照护的社会需求。”
在一项预测性研究中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和文化发展研究部部长李建伟等专家指出，随着老龄化加深，失能和半失能老人规模急速扩大，按照90%失能半失能老人由家庭照护、10%由机构照护的标准估算，专业照护人员的需求将由2020年的33.8万人增加到2030年的52.2万人和2050年的101万人。
未来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会越来越小，即便只有少数人需要机构照护，也是一项巨大的挑战，养老产业为此做好准备了吗？
刘冬（化名）长期从事康养医院的管理工作，现在负责一家大型保险国企的相关业务，他指出，按照目前的人口结构，中度老龄化影响老人照护需求的爆发期和高峰期会在10～15年以后，目前真正需要的照护人员数量还没有那么庞大。“现在更重要的，其实是理顺养老照护人员的工种，让人们更愿意去做照护。”
以前人们认为养老护理员的工作是给人把屎把尿，就是“伺候人的”，社会地位低，所以很多人不愿意干。刘冬说，“实际上在养老照护服务里面，可以做工种细分，专人负责专门的业务，可以提高效率，还能够提高收入标准。” 例如，他在一家康养医院中曾经尝试设立“老人管家”，负责对老人的心理疏导。
这是一种从粗放到精细化的转变。刘冬认为，还要投入更多新的设备、器械或者耗材，改善照护人员的工作条件，“尤其是在卫生护理方面，像是老年人的纸尿裤，还有移位器这些新的设备，要积极改进并且投入使用，可以大大降低老年护理的强度和难度，改变以前脏乱差的工作条件。”
除了有人照护，变老后人们最关心的还有钱和健康。
2030年前后，养老金将出现累计赤字
养老养老，钱从哪来？
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、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原新一针见血地指出：“缴纳养老金的人越来越少，领取养老金的人越来越多，最后的结局是什么？当然是养老金的可持续性受到挑战。”
未来十年是老龄化加速的时期。原新介绍称，按照出生人口超过2000万来划分，我国在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三个婴儿潮，在1949年至1958年为第一个婴儿潮，出生人口2.06亿人，目前已经全部进入老年期；1962年至1975年期间为第二个婴儿潮，出生人数达到3.64亿人，而往后推移60年，从2022年起至2035年进入老年期，60岁以上老人数量的增速将居于高位，到2035年前后，老年人口总量将突破4亿人，老龄化水平将达到30%以上，由此可见，当第二个婴儿潮的老年人到了领退休金的年龄，养老金的压力不言而喻。
一方面，领取养老金的人正在越来越多。
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陈友华在一项研究中指出，人口老龄化叠加养老金覆盖率增长的影响，养老金领取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已从2010年仅占9.26%，增长到2020年的15.8%，预计2030年养老金领取人数将占总人口超过23%。
另一方面，领取养老金的年限越来越长。
在2010年，老人退休后领取养老金的年数大约是10.13年，而后随着人均期望寿命延长，一位老人退休后能领取养老金的年数如今已经基本实现翻倍，达到19.39年。
陈友华预测，2010年养老金支出总额为13293.90亿元，2020年已高达48935.45亿元，保守估计2030年将上涨至118933.19亿元。这样来看，养老金的支出将在20年间增长近8倍，年均增长5281.96亿元。
养老金的支出总额在上涨，但养老金的筹资却越来越难。
在学界，“体制支持比”是一个常用于呈现各类基本社会保险可持续性的关键指标，即参保缴费职工相对于参保离退休人员的比率。在2000年，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体制支持比是3.30，二十年过去，这一数字在2020年跌至2.57。
这一数字的快速下降，意味着养老金的收入相对于支出在不断下降，如果体制支持比低于2，养老金将有很大概率陷入难以为继的窘境。
事实上，在不计算财政补贴、不考虑利息收入的情况下，我国养老金早在2014年就首次出现赤字，即收不抵支的“征缴缺口”，为了维持当期结余，相应的财政补贴也随之水涨船高。
当前，养老金的赤字压力已有一些火烧眉毛的势头。根据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》和《中国财政年鉴》数据，到2019年，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征缴缺口已经达9713亿元，当年相应的财政补贴高达10319亿元。
学界已形成共识，在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下，预计到2025～2039年基础养老金累计结余将消耗殆尽并出现累计赤字。
原新也指出：“目前大的判断是，到2030年前后，全国养老金的收支将从盈余变成赤字，也就是‘入不敷出’。”
甚至去年1月，有一篇发表于复旦学报（社会科学版）的研究预测，若不计算养老金的投资收益，到2035年我国养老金征缴缺口将高达30万亿元。
既然如此，我们需要对养老金的高额赤字感到恐慌？早做打算吗？
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。原新指出，“养老金是国家的一个稳定器，如果养老金真的到了入不敷出的程度，国家必然会拿出更多的财政转移支付来支持养老金系统。换句话说，养老金入不敷出，会增加整个国家的财政压力，必须要保障养老金制度稳定运行，这与国家安全直接挂钩。”
而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则是肯定的。多位专家对《健闻咨询》表述称，基本养老保险可能在未来将更多地发挥“保基本”的作用。
原新表示，政府的责任是保基本、兜底、普惠，目标应当是让所有公民都能按时领到养老金，同时保障养老金制度的可持续性。他补充道：“政府养老金是第一支柱，保证老年人的基本生活，但是要想在这个基础上活得更好，那么个人在当前收入条件允许的情况下，要自己为老年生活做一定的养老资产配置。”
养老体系一般有三大支柱，第一、二、三支柱分别是公共养老金、雇主养老金（如企业年金）和个人养老金。
一位长三角地区的卫生专家陈光（化名）认为，延迟退休能缓解养老金的压力有限，中国养老体系可能面临结构性的调整，“我们的基本养老保险原来定的调子有点高了，第一支柱‘独大’，占到整个养老金体系的80%以上，而国际上来看，例如在美国，第一支柱的占比只有6%左右，这是一个巨大的鸿沟。”
原新认为，个人要做自己老年品质生活的第一责任人，为老年生活做一定的养老资产配置，提升自身养老能力，这是第三支柱；同时，就业单位再帮助就业者补充一定的养老金，这是职业年金或企业年金，此为第二支柱。发挥三个支柱的合力，凝聚政府、社会、市场、家庭、个人在养老金保障中的力量，这是养老金制度可持续性的保证。
但我国第二、三支柱养老金的覆盖率仍然极低。根据《2023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》数据显示，截至2023年末，全国有14.17万户企业建立企业年金，参加职工3144万人。而个人养老金制度在36个城市（地区）先行实施，截至2023年末，参加人数为5000万余人。
另有一篇研究指出，2020年在执行企业制度的参保职工中，只有不足7%的人参加了企业年金。
南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左学金对此提出，问题在于第一支柱养老金的强制缴费率过高，挤压了第二、第三支柱养老金的发展，所以要先降低第一支柱养老金的强制缴费率，才能为第二、第三支柱养老金的发展留出更大空间。
高额的老龄医疗需求
在中度老龄化社会，老年人口的医疗费用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，将与进入紧平衡的医保基金正面遭遇。
根据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许多的研究估测，人口老龄化对2016～2018年全国医疗费用增长的贡献率为23.26%，在老年人群中，尤其是65～79岁老年患者住院费用的增长，有37.47%可归因于老龄化加深。
金春林指出，老龄化推高医疗费用的增长是无可置疑的。“老年人群的衰老程度、患病率、所患疾病的重大程度等因素，决定了他们对医疗服务的需求比一般人更大。”
在金春林主编的《年龄与医疗费用》一书中，研究表明，在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中，老年期的医疗费用占比超过七成。金春林进一步解释，“60～64岁的老人余生花费的医疗费用占终生医疗费用的75.56%，这意味着，随着老龄化加深，60岁及以上人口的医疗费用占全社会医疗费用的比重将持续上升。”
人一天天变老，慢性疾病和重大疾病的患病率提高，是造成老年人群医疗开销大的直接原因。
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乐章研究发现，47～63岁是老人医疗费用增长最快的区间，而在71岁到临近死亡时，会出现第二波医疗费用的快速增长。
对于迈入老年期不久的低龄老人，慢性疾病、肿瘤疾病的发病进入高发期，一方面，慢病用药明显推高了门诊费用。五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数据显示，我国老年人慢性病患病率已从1993年的50.6%飙升至2013年的71.8%。
另一方面，老年人群中存在一定程度的过度医疗。陈光指出，在住院时，老年人群更可能“被低标入院”，“现在很多医疗机构把‘老’当成‘病’来治，一些自然老化带来的问题，例如手脚不灵等等，要是治疗这些毛病，医保要花的钱就多了。”
而高龄老人的情况更为复杂。进入长寿时代，在人均期望寿命延长的同时，也要看到最终寿命与健康期望寿命之间“不健康”的年限。
“2024年上海的人均期望寿命已经达到84岁，而目前人的健康期望寿命是71～72岁，在生命这最后的12年，医疗费用相当高。”陈光表示，老龄化究竟会给医疗支出带来多大风险？这也取决于能否做好疾病防治，减少、减缓老年人群发病，延长健康期望寿命。
80岁以上高龄老人，除了诊疗产生的医疗费用，尤其是临终期维持生存的高额医疗开支，还有一笔较大的开支是失能半失能老人需要长期护理服务。
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推算，我国需要长期照料的不能自理的老年人总数约为618万人，在农村，失能半失能老人的照护压力更大。生活不能自理老年人在城市只占2.07%，而农村老年人中，生活不能自理的占2.55%。
受经济因素、文化观念等制约，我国老人以居家养老、居家照护为绝对主导，为了减轻失能老人的负担，2016年起，我国先后在49个城市开展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，称作“长护险”。常见做法是，从医保基金划取相应比例作为资金池，为通过失能评估的老人提供居家上门护理服务。
例如在上海，医疗照护的定价是65元/小时，长护险基金报销90%，个人承担10%。也就是说，符合要求的上海老人每次护理仅需个人支付6.5元。
陈光强调，长期护理是一个长期行为，虽然单价不高，但服务年限较长，累计的支出总额是一个不小的数字。“在上海，一个小时的费用是65元，一周最多服务7天，一个月的费用是1820元，一年的费用就是两万多，假如一服务就是10年、20年，那就贵了。所以长护险制度的推进目前还是一个很审慎的事。”
筹资难是长护险推广实施的关键阻碍之一。目前，长护险的资金是从医保基金划出去的，人口老龄化日益加深，长护险给医保基金的压力越来越大。
但在金春林看来，长期护理和医疗之间并不完全是等号关系。他提醒说，“今后医保本身的收支平衡就已经紧张，所以未来是不是要单独建立长护险的投资体系？这也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。”
刘冬还指出，居家照护是一个分散性的、劳动力需求消耗大的行业，这种上门照护的商业模式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天花板非常低。“在这方面，提供照护服务的企业能够缩减成本、提高效率的空间是很小的，政府持续加大投入的空间也很小。”
事实上，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的下降，无论是养老金还是医保基金，未来在筹资上都会面临较大的压力，基本险的结构性调整是必然也是应然，“保基本”成为最大关键词。而对于个人，若对老年生活有更高的要求，将无可避免地需要自己为养老负起更多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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